我曾得过抑郁症，有人不信，“你是个外向型的人，怎么可能得这种病呢？”我的老同事说：“你要是抑郁症，那我们都是了！”有的同志见到我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劝慰我说：“你不要自己给自己扣帽子了！”
2009年9月9日，我听从校医院李娟大夫的建议，第一次上北大六院看病。挂了老年焦虑抑郁科的普通门诊，自述：“睡觉不好，一晚至多睡2-3小时；记忆力下降，用五笔字型打字，连自己的名字都打不出来了；对周围事物引不起兴趣，不愿见人，特别是熟人；体重锐减”。大夫在病历本上首先写上“自来”两字，初步诊断是焦虑抑郁状态，开了药（“喜普妙”）。因用药有个性差异，要求半个月后再复诊。我遵照医嘱服药，无丝毫好转迹象，反而是天天半夜醒来，一身大汗，早起后就要晒被子。我向有的老师咨询，告知我说这是用药的副反应，应该停服，还推荐我挂专家门诊确诊。第二次，我挂了专家门诊。大夫问了病情，让我先进行心理问卷测试。我到了一间屋，独自对应表格内容，逐个划钩，半个多小时填表毕，交卷。医护人员根据笔答评分。我拿着打好分数的表交到主治大夫手中，结论出来了：“轻度焦虑、中度抑郁”。大夫给我换了药，有一种药是“米氮平”，是进口的，说疗效比国产好。我就听大夫的了。我想：我真的是一名抑郁症患者了！
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开始我想不通，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事出有因。近一年来，我内心一直怀有一种对老妈的负罪感。老妈就我一个孩子，她30多岁守寡，半文盲，穷则有志气，能吃苦，一生心血全放在我和两个外孙身上。2008年9月28日，中午吃饭时她突然大口喷吐（实际以前发生过，她瞒着我），我手足无措，心急火燎要送她上医院，她执意不去，说吐出来就好了。她脾气倔强，我只能屈从。经再三劝导，才同意去作检查。（她没有工作，无医保，怕化钱，从不愿做体检）。经做一系列检查：B超、核磁共振、心电图、抽血化验，结论是“总胆管结石”，需要住院手术。国庆节后，老妈入住二炮总医院，我就开始了家和医院间两点一线的生活行走轨迹。对亲人的护理是精心的，全天候的，更何况心中总期盼把“石头”取出来，老人排除病痛，回归四代同堂的快乐日子。谁知事与愿违，又查出老人曾犯过心梗，不能全麻，怕上手术台后下不来，只能保守治疗。由此我的心里也结了疙瘩，焦虑又不能显露。过后不久，老妈又犯急性脑梗，右侧失能，进水困难，用120急救车担架抬送到二炮医院。这时的我，颇有大祸临头之感。看着大袋的营养液、溶栓药一滴滴输入老人的血管，我心焦如焚。怕她不自主的拔管，要时刻防备，心惊胆战，日夜难眠。晚上在妈的病床边的地上垫几张报纸、加条褥子，和衣而睡（没租医院的折叠床，是因为有一次我自己摔下来了）。因为不能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于是只好出院。回家后对老人的护理担子更重，我分担不了她的痛苦，她病症发作时，半夜三更大喊大叫，闹得四邻不安，我无能为力，家庭生活秩序全都乱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2009年5月9日，把老妈送到管庄的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为了让老妈吃得可口些，我每天去送吃的，坚持了半年。每去一次管庄，我看到老妈近乎植物人的模样，我真是悔恨不已。悔恨我退休后只顾自己工作，不尽孝道；悔恨自己不为老妈早做体检；悔恨自己平时很少管家，只知现成享福，我太自私了……。我愧疚，我难过，我想补救都已经晚了。我如临深渊，不能自拔，恶性循环老摆脱不了。体力的疲惫不堪，加上心力交瘁，我被压垮了。
在我患病的日子里，真是度日如年，那是冷漠荒诞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华诞，这个全民欢天喜地的日子，我虽看电视，却呆若木鸡。老妈临终时我都没有一滴眼泪。当时似乎有两个“我”在互相争夺。一个“我”犹如是深陷十八层地狱，使劲往上挣扎却老也上不来，一个“我”是无助的感觉死死拉住不放，我也得知抑郁症最坏的结局是自杀，但我守住了这条底线——我绝不走“自杀”这条路。
当时，我自己患病，老妈还需要我来照顾。怎么办？我只好既来之，则安之，我心理上也渐渐接受这个现实。老妈的病只能顺其自然，作为子女尽孝道是必须的，我会一直把她养老送终。我也接受了自己患抑郁症的事实，我不能倒，我必须看病，不能自暴自弃，破罐破摔。2009年9月9日至2011年5月23日，我先后去六院23次。从多次更药、剂量大小、服药次数、下次看病时间，我都听从大夫的。我也尝试去体验免费治疗睡眠的仪器；我也曾拿着晚报上的广告去位于劲松的国都中医院咨询中医治疗的方法和费用（我相信科学，以防上当受骗）。有一次，大夫给我看完病，很慎重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就不相信我治不好你的病！”这句话大大增强了我治疗的信心。这时，周围的环境让我感受到友善、关爱：有不少人真心惦记着我，我的心灵有了温暖的感觉，有为我从上海寄来30付汤药的老同学，有从网上为我购买治疗抑郁症书籍的老领导，有特地陪我聊天、听我倾诉、陪我看病的挚友，有想方设法让我出来见阳光小聚的同学，有打电话让我看正在播出的养生堂睡眠节目的老师。儿子、儿媳都好言相劝，给我安慰和鼓励。老伴更是身影不离，他虽默默不语，却为我分忧、为我解难。他宽慰我：“崔永元也得这病，不也治好了嘛。”“不用考虑花多少钱，只要治好你的病就行。”2010年春节前，教育管理学院的领导、同事来看望我，劝导我要走出家门，可以到学院资料室整理书籍，接触些学员。我接受了大家的劝告，决心跳出抑郁症的魔掌，与病魔作斗争。我坚持骑自行车去六院看病，我不讳疾忌医，每次如实向大夫叙述病情，与大夫积极配合，服从大夫的治疗；同时我加入了门球队，去见阳光，和大家一起锻炼，一起说说笑笑。这样，心理压力逐渐减轻，躯体病态（手抖、便秘、失眠）也逐渐缓解。对老妈的病故，我想我已尽了孝道而自我宽慰。2011年清明前夕，我去东郊殡仪馆骨灰堂看望老妈，我哭喊着“妈！梅初代表全家老小看您来了！”我放声大哭了20多分钟，压抑在心头的痛楚终于全发泄出来了，浑身轻松了许多。我终于挣脱了捆绑在我身上的抑郁症枷锁，我的病痊愈了！
亲历抑郁症的前前后后，我把这段经历变成了“财富”：深深懂得要珍爱生命，热爱生活。“愁眉苦脸每一天，还不如高高兴兴每一天”，这话说得好！我要高高兴兴地生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积极主动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多做一些对老年人有益的实事。我曾劝说一位老年痴呆症的老师到对口的医院诊治、住院，并常去看望；我陪同一位同学去六院门诊、上家陪聊；我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广交朋友，主动提供校内信息，减轻他们的孤独感，给他们带来安慰和快乐。现在我已经恢复到原先的生活节律，回归到本真的自我状态，我还是那个活泼、开朗、热心肠的“庄梅初”！(教育学部退休教师 庄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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