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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庆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的时候，我不禁想起60年前我入党的情景。我为啥要求入党呢？这要从我的经历谈起。
我八九岁时，皮定均领导的八路军曾住在位于伏牛山脚下的我家，他们与我家人相处得极好。那时我头顶上长了几个大疱，都溃脓了，在小山村却没条件医治。住在我家的军医就用小刀把疱豁开，放出脓血，疮才慢慢长好，只在头顶留下几个疤痕。为此，家里人让我称军医为干爹。干爹还送给我一把旧牙刷，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牙刷，它成了我爱不释手的玩具。和八路军的这段相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二叔在开封市读高师时加入了地下党，毕业后回家乡浮阳高小教书。1938年因叛徒出卖，国民党要逮捕他，他匆匆逃离家乡，十年杳无音讯，生死不明。1948年他到嵩山豫西第三专署工作时，才往家报了信。我爷爷得信后，迅疾带上十岁的我徒步走了两三天去看望我二叔。我俩在第三专署待了几天。有天中午，勤务员给我俩端了一大盘饺子，还有香油拌的蒜汁。在家过年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饺子，我狼吞虎咽地吃得饱饱的。刚放下筷子，就有人拉着我爷爷和我去一间堂屋，那里有十多人围在大桌旁，原来是为欢送专员调离工作而会餐。可我的肚子刚塞满饺子，哪还能吃进东西呀！但那些共产党的干部们能对乡下来的一个老农民和小屁孩如此热情，也使我深受感动。共产党真好！
1951年我小学毕业了。由于我父亲1945年春在家乡赶会时被日伪飞机炸死，再加上我家离县城的中学很远，已在河南省委工作的我二叔，就与家里商定，让我到省会开封考初中。我到开封那天已是考生报名的最后一天，当一个干部领着我去开封一中报名时，已过下班时间，尽管我们出示了省教育厅长张伯园开具的介绍信，但中学传达室的看门人还是坚持原则，不让我们进校门。没报上名，只好等开学时参加补考、面试才入了学。
开学前我到河南省委附近的一个设备简陋的小理发店理发，看到省委书记张玺正在里面理发，头顶上悬挂着一个脏兮兮的厚布帘，一人斜拉着一条绳子牵着布帘来回摆动煽风，以减轻小理发店里的闷热。店门外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背向着店门站着，大概是省委书记的警卫员。张玺理完发后，站着的男子随他一起走了。我接着理发时，听拉绳的人和理发员笑谈：“哟，那是个当官的！”“还是公鸡冠。”“啥意思？”“大冠（官）呀！”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会到这么简陋的小理发店理发真让我深感意外。
初中的英语老师是位老教师，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我教过省长吴芝圃。他不久前还坐着小卧车来看过我。”省长能来看望一个普通的初中教师也让我意想不到。
还有一件事使我震惊，河南省一个煤矿出了事故，造成矿工伤亡，《河南日报》上登了消息，说省长吴芝圃为此受到处分。我当时想，省长哪管得了一个煤矿的具体事呀？共产党对高级干部要求也真严呀！1952年报上还报道天津两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后来听说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真是大得人心呀！
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党团组织的教育，我也学习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党的基本知识，例如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著作，程今吾的《青年修养十二讲》、《中国共产党章程》，太岳区解放前印制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都使我颇受教益，提高了我对党的认识。黄继光、邱少云、吴运铎、刘胡兰、保尔、卓雅等英雄人物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下决心要做个共产党员，为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的微薄力量。
1956年初我年满18岁时，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年5月23日，党支部召开了讨论我入党的支部会，学校的几名党员和争取入党的一二十位老师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谈了对党的认识和入党申请，我的介绍人朱富程老师（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介绍了我的情况和审查意见，然后大家给予我许多热情鼓励，并对我的缺点进行了批评和分析。最后几名正式党员一致同意吸收我为预备党员。那次支部会已过去六十年了，但那情景仍让我记忆犹新。可惜我“本性难移”，当时批评我的“爱一团和气，不敢大胆开展批评，斗争性差”等问题至今仍未能改正好。
入党六十年来，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使一穷二白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国防强大,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货物贸易位居世界第一,全球500强企业中我国占100家,仅次于美国的128家……我国已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大国家。这足以证明我们党的伟大！我虽已退休多年,但工作可退休,党员本色不能变。作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党员,也要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做好身边事，服务周围人,做感恩社会、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时代老人”，增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把自己的微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研究生院 焦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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